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在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大转型的时期，却又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奠基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文化运动均是在这一时期实现与完成的。追溯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研究的成果。用量化的数据来整理、分析与总结那一个时代凝聚着中国那一代学者们智慧与学识的科研文章。可以帮助我们准确而深入地了解在那一个重要时期中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有利于我们正确地把握一个特定时代的科学史。

美国科技情报社ISI出版的系列引文索引收录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经过影响因子筛选的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世界科学研究的水平，尤其是基础学科研究的最高水准，一个国家科研论文被ISI引文索引收录和引用的情况。是评价该国的国际学术地位、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实力和科研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2005年。这个系列索引中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index，简称SCI)将收录文献的起始时间回溯至1900年，这对人们回顾科学发展史，了解20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领域的核心期刊论文，提供了可能与方便。本文便试图利用这个数据库，检索中国大陆被收录在这个数据库中自1900年至1949年的全部论文。并从文献量、著者、机构、学科主题、核心期刊、引文等角度进行归类统计和分析，以期从科研定量数据的角度反映走向世界的中国大陆科学研究的历史实况、研究水平。同时也希望能对我国的科学史、以及科学计量学方面的实用性和可靠性的研究提供具体的实例。

本文首先检索了上述数据库1900—1949年间所收录中国大陆的全部论文数据。具体的检索过程为：在著者地址字段输入检索式：AD(地址)=Chinanot(China same hong kong)，检索结果为988条。由于国外有些机构的名称中有“China”的字样。如美国弗吉尼亚州的Homer Laughlin China Co，美国俄亥俄州的Hall China Co，美国新泽西州的Cook China Co等，而这些机构并没有与中国大陆的某个单位的学者合作进行研究，不应列入本文的收录范围，故在检索结果中删去这些与本文研究范围无关的条目共18条，得到最终结果共970条。这便是我国大陆地区在1900—1949年间在世界公认的核心期刊中发表的研究论文，它们在历史上曾经是，甚至有些至今仍然还是国际科研界了解中国科研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本文便以这一检索结果为基础，对这970篇文章进行了如下多方面、多角度的归类、整理、统计与分析。

1   文献量统计

1.1 各年文献量

表1（略）是美国SCI数据库中根据上述检索式所检索到的中国大陆按年代统计的文献量。

(1)我国在1900年就有论文被这两个数据库所收录。这是一篇由天津帝国大学(Imperial Tien-tsin Univ，Tientsin，China)的Drake NF 所作的有关山西或陕西(Shansi)煤矿的一篇文章(The coal-fields around Tse Chou，Shansi，China)。早年的论文几乎都是由看似外国人姓名的著者完成，直至1920年时，除了在1919年有一位名为Yen  KL 的作者看似中国人名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外国人名；最早期的作者主要分布在天津，如在1911年前的9篇文章作者中有5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在天津，其余有2个山东和1个上海的作者，还有1篇是Zose天文台的。早期研究的主题多为医学、天文、工程和化学。1912年至1920年间逐渐有北京、广东、唐山和长沙的作者出现，如北京协和医学院(Union Med Coll，Peking，China)等，并发展为以北京的作者为多，研究的重点是医学。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20世纪之初，近代大学开始创办，但发展有限，还无法在短期内培养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所以我们看到，早年中国在国际上发表的科研论文有限；自1913年始，中国陆续有一些学术性的社团建立起来，于是在国际性的科技期刊中，也陆续出现了中国学者的身影。而医学是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联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在当时的中国，由于贫困、战乱等诸多因素，使得医学研究的社会需求尤其紧迫与强烈，因此成为20世纪上半叶走在中国科学研究工作最前端的研究领域。

(2)从1908年开始到1944年为止，中国大陆每年都有文章在世界的核心期刊上发表，没有空白的年份。

(3)从1920年起，文献量开始逐步攀升，到1924年出现了第一个飞跃，之后数年的文献量呈螺旋式上升的状态，这反映了我国20世纪上半叶的科研工作在磕磕绊绊中前进的实况。

(4)直到1936年，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经十多年持续发展后，这一年的文献量在本文所统计的时段中达到了顶峰。这是一次突飞猛进的发展，是科学技术的繁荣，在当时相对比较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下，在比较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大背景下，许多的科研成果在这时争相涌现出来。这是因为“五四”运动后，科学开始确立了它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地位。1928年起建立了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一系列国立科研机构，大学教育也得以迅速发展。随着大批留学生相继归国，国内大学的科学教育水平快速提高，开始逐渐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公立大学(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并存，既相互竞争，又互为补充，促进了教学和研究的进步，直至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科学研究逐步发展，并开始出现繁荣。

 (5)与现当代科研论文量年年攀高的现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36年后的科研文献量并没有在已有的基础上逐步上升。可见科学研究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如果不是战争，中国的科研工作的进展也许本该从此大踏步地开始的。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入侵，几乎摧毁了刚刚形成一定基础的各类大学和科研机构，严重影响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6)从20年代开始的年年有文献的局面到1945年时也被打破了，45年没有论文，46年仅有1篇论文，之后0篇论文的记录一直维持了下去，直至本文收集文献的下限。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战争对科学研究的打击是何等的沉重。由于战争的原因，不少学生中断了学业，失去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更多的青年流亡失学。同时我国丧失了几乎是一代学有所成、处于科研巅峰的科学家，并影响到几代学人的科学事业，不少教师颠沛流离、失业，甚至冻饿而死。中国的科研事业几乎是遭受了灭顶之灾，以致在之后多年都缓不过气来。

1.2 文献类型

由表2（略）数据可见：

(1)研究性的论文在整个样本中占绝大多数，这首先是因为这个数据库是以期刊文献为主的，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早年的科学研究中原创性研究的比例较高。

(2)信函的比例在这一文献集合中虽然看不出有多大的比例，但若与其他的文献集合比较的话，这个数据就显得很突出。如在同样的数据库系统中检索中国大陆1966—1979年的研究成果(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其信函类的文献仅占这一集合中文献总体的0.02%。由此看来，表中4.8% 的信函类文献的比例，一方面与当时的通讯条件有关，也与当时科学家的人员数量较少有关，因为信函往往是小范围文献交流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通讯手段的日益先进以及科技人员的增加，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这一类型的文献在总体上会逐渐减少。

(3)综述类论文的内容高度浓缩，被引率高，其本身的引用文献也多，可读价值也较高，而且一般是在某个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或研究程度才出现，是文献交流活动中的一种很重要的文献类型。在本统计集合中，尽管当时中国的科学研究还处于初级的阶段，但在某些学科某些研究项目中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综述性文献，真是可喜可贺。遗憾的是，这类综述性的论文量显得还很少。可以推测，如果没有外界环境和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我国科研界一

定会有更多的学科，更多的研究项目在之后较短的时期中循序渐进地发展成熟的。

(4)会议摘要是指参加学术会议提交的会议论文的摘要，以及会议内容的介绍，这类文献在本文的覆盖范围中未能出现。可见当时我们的国家处于艰难时期，很少有条件主办国际会议，科研人员也难以得到经济资助或成行的条件去参加科学研究的国际会议。

1.3 文献语种

表3（略）是根据文献的语种进行的统计结果。在本统计集合中，绝大多数是英语语种的论文。这一方面是由该数据库决定的，因为这是美国的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以英文为主；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内著者，尤其是学术研究人员当时涉及的外文语种主要是英语。

英语之外的其他语种只有德语，德语论文从1922年开始出现，到1941年为止。主要的研究主题是在化学，病理学和生物学的范围中。全部是研究论文性的文献。比较集中地发表在德文期刊Berichte Der Deutschen Chemischen Gesellschaft上。在所有的德文论文的著者中，共有第一著者12人，其中Sah PPT和Chuang CK各发表了8篇文章。全部参加德语研究论文的有24人，其中，还有Tien YL、Kao YS、Brull W 参加了3次以上的德语论文的研究过程。从中可明显看出是中国人姓名的有13人。研究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东。比较集中的单位有国立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广东中山大学，中科院上海化学研究所。

表3的数据也告诉我们，旧中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的研究伙伴主要来自西方国家，最主要的是美国、英国和德国。

2   著者统计

2.1 著者总体情况统计

在所统计的时间段中，中国的970篇论文共有第一著者439人，平均每人2.2篇，这在中国各类各阶段的科学研究中，是个很大的数字，比如，1976—2005年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平均每人只有1.23篇。可见解放前中国的科学研究的力量相对比较集中。按第一著者统计，其中有190人完成2篇以上的论文共721篇，占本统计集合文献总量的74.3%，仅发表了一篇文章的著者是249人。此数据说明了同一著者在所统计数据库中重复出现的频率较高这一事实。独立著者(即无合著者参与研究的情况)完成的论文共542篇，可见我国早年的科学研究中有55.8%的研究仍然是个人的、小作坊式的研究，而非集体行为，许多研究还没有大范围大幅度地发展开来。包括所有合著者在内，共有著者1511人次，平均每篇文章1.56人；共有659位论文著者，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国内的科研人员，也有很多是在中国大陆工作与研究的国外学者，还有不少是与国外学术研究机构合作的研究人员。他们或者报道自己或单位的研究成果，或者综述国内某学科或某主题的研究成果并介绍给世界，或者积极参与国际国外的科研，他们在世界科学技术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走向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这一数据也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前的科学研究的普及面很小，主要集中在少数的科研精英阶层，以及国内与国外科研的合作方面。

表4（略）以第一著者为据统计的7篇以上论文的著者。最多合著者的论文共有著者为6人，是一篇关于临床医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由北平协和医学院医学系(Peiping Union Med Coll，Dept Med，Peiping，China)的国内学者组成。

2.2 核心著者统计

表4是以第一著者为据统计的7篇以上论文的著者，并以降序排列。本文还进行了全部著者(即包括所有合著者)文献量的统计，在表5中列出了其中共参加了10篇以上论文著者的数据(包括合著在内)，用以说明这些著者在科研工作中既作为第一著者，也作为合著者的全部科研工作量。

从这些著者的统计数据中，我们看到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技术研究，是以高产著者为主的研究。结合表4、表5的数据，我们看到表5的著者中绝大部分都与表4中的著者有重合，可见这些著者除了作为第一著者外，还作为合作著者参加了更多的科研活动，在他们所在单位某些特定的学科中起到了科研带头人的作用。也有些作者完全是作为合作者加入到科学研究中的。

结合文献发表的年份来看，在这些相对高产的著者中，他们研究的高峰期也不尽相同：有的是集中在某个时间段中的研究热点人物，如北平协和医学院生化系的Chow BF的生物实验研究的9篇论文是集中在3-4年中完成的；武汉大学的Tang PS的11篇有关生理学的研究也是集中在4-5年中完成的。但更多的学者出成果的年代都延续了10年以上。如果不是战争的影响，他们的成果也许还会继续下去，也许会有更多更伟大的成果问世。

3   地区、机构统计

根据著者所在地区和单位统计文献量，可帮助人们从地区研究的角度和机构整体的衡量来考察或了解某一地区、某一单位的科研业绩和科研实力，便于及时进行科研评价，调整科研策略。作为这些机构本身，也可从中了解自己的科研布局和科研的长项与短处，了解本单位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情况。就本文而言，从这个角度进行的研究可以丰富科学史层面上的意义。

表6（略）是按著者当时所在的城市(或省份)统计的论文量，表中有些外国国名，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一些学者与国内某些单位合作进行了某项科研活动。表7（略）则是按作者所在单位统计的论文量。由于当时战局不稳，造成了很多科研单位颠沛流离，多次变更地址，也不排除有些地址只是学术文章的投递地址，而与单位地址无关这样的个案。如国立中央大学，就有南京、成都、重庆、甚至上海的地址；清华大学，除了在北京外，还有在昆明、长沙的记录；浙江大学当时大部分的成果是在贵州产生的；就连国立北京大学，也有著录在昆明的个案。表6中的数据似乎带给我们很大的视觉冲击：

(1)北京(包括北平)在1900—1949年间，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都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更是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的中心。旧中国将近2／3的科研成果是在这里产生的。本文所统计的数字说明，当时北京科研力量的集中程度远远胜于当前，在医学研究领域尤甚。

(2)对于上海、南京、广州、成都、重庆、武汉、杭州等这些目前的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它们在旧中国时期的科研状态，所处的科研地位，几乎与现当代的实际相符，可见这些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当年的科研基础，保持了当年的科研优势，继承和发展了一些特色学科甚至是研究方向，在科研活动中继续发挥着省会城市的带头和引导作用。

(3)天津、济南、沈阳这些城市在旧中国早期的科研活动中非常活跃，但后来这些城市的科研力量逐渐向其他城市，尤其是向北京转移。

(4)昆明、贵州、广西这些边远地区在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科学研究活动中十分积极，产生了丰厚的科研成果。这与战时许多科研单位、高校的迁徙有关。可见科学研究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科研的实力与科技人员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5)旧中国的科研活动中同样也有大量的国内外合作的成果，包括科研人员间的合作以及科研单位间的合作。除了表6中反映出来的以国外机构作为第一著者地址的研究外，还有很多国外著者或机构作为合作者或合作单位的研究。就合作的国家而言，在当年我国与国外的科研合作研究成果中，以与美国合作的研究为最多。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合作力量相对较弱。

从表7的结果看，北京协和医学院一枝独秀，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解放前的中国独占鳌头，他们的论文量在本文的统计集合中占到近半数，是旧中国科研界的半壁江山。确实，医学是最牵动人民生死的，这对于解放前笼罩在战争中的旧中国而言，实在是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的。在这些科研文章中，我们看到有不少关于战地急救方面的，如腿部骨折的外科处理等，也有许多与当时的高发病、多发病有关的，如肺结核，血吸虫的文章。在高校中，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北京辅仁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都有很好

的建树。尽管时事动荡，高校的教研人员仍然十分艰苦地坚持着他们的研究，并有如此的科研成果走向世界，着实令我们这些后辈学人感动。

除了医学院和高校外，还有研究所的成果，表7中就有中科院上海化学所的10余篇文章。可能在本文中还有些研究所因为几易其名，或者因为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而使这研究所的文献量未能集中到10篇以上。 （待续）

 

信息采集：朱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