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以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的战略眼光，完善执政方略、健全执政体制、科学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只有通过促进发展和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我国转型期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才能更好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的和谐、进步和稳定。

1 我国改革发展的进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取得的发展令国人振奋，令世界瞩目。特别是在这二十多年中，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表明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历经了三个阶段，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呼唤”市场经济体制，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改革从推进过程上来看，

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由试验到推广，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渐进式、探索性的过程。渐进式改革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体制外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或者计划经济体制薄弱的边缘环节，给予市场经济一个实验空间；增量改革，在保留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不断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因素；双轨制改革，新旧两种体制并存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分量逐渐超过计划经济体制；单项突破性改革，集中对部分政策的变革；倾斜式改革，改革选择了那些旧体制的影响较小又有建立新体制条件的地区作为突破El；普惠制改革，使绝大多数人受益的改革。

实践证明，我国的渐进战略是成功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处在总体攻坚的阶段。因此，决不能忽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对于今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有清醒的认识。深化改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动力。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又要使大多数人受益，这必须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的一项原则。为此，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贯彻“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的发展战略，这

就要求今后的改革必须注意处理好四个重要关系：(1)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和谐。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评估产业政策的就业效应，使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实现和谐。(2)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和谐。要注意克服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的现象，克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现象，促使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3)中央权益和地方权益的和谐。要重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种力量在

改革中的积极性，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内部的权利分布更加和谐。(4)利益总量和利益分配的和谐。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推进利益关系调整，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让人民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这对顺利推进未来的改革至关重要。

在整个改革的进程中，必须使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得到看得见的物质文化利益，使他们愈来愈深刻认识到实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祖国的富强之道，也是人民的富裕之道，从而使他们更加自觉地为之共同奋斗。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能始终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2 和谐理念与深化改革

中国共产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历次代表大会都会围绕党的任务和党的建设等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都是在科学总结执政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成果。中共十六大提出要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这体现出，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和凝聚起来，在改革和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25年来的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改革观，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理念适应了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要求更加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强调要把和谐社会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社会和谐是人道社会主义，包含着尊重自然的基本诉求，是对资本主义竞争理论的彻底修正，与马克思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一脉相承，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自觉调控，使全体人民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富裕，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它提倡在全社会建立一种自我克制、自我超越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深化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充分体现“人本”、“公正”、“法治”、“多元”、“绿色”，促进全面和谐发展的原则。

构建和谐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基本上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不仅挫伤了人的主动性、积极性，歪曲了人们的价值，而且极大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改革发展的新路线，使经济高速增长，生活不断改善，同时产生了诸多不协调的现象。中共十六大以来，先后提出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协调，整体推进、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发展等战略发展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发展，说明我们的发展观切实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

构建和谐社会要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经济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社会不公一旦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就会酿成社会动荡，发展的成果也将毁于一旦。鼓励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忽略社会公平，否则我们将难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更会引发深层的体制矛盾。因此，要慎重处理好公平、正义与效率的关系，既不能因“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思想的影响而扼杀社会效率，又不能以牺牲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原则来换取所谓均等的做法。在社会保证向每个人提供均等机会的同时，要依靠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在分配制度上不断完善，做到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通过税收达到初步公平，三次分配通过捐赠、慈善事业等渠道进一步实现公正，使利益机制下沉，尽力使全体公民感受到社会的公

平和正义，不断激发他们的社会活力，加快和谐社会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要增强社会法治观念，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要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此，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断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依法治国，前提是有法可依，基础是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关键是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公正司法。真正保证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等形式和途径，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未经人民授权或者超越人民授权，成为人民之外或者人民之上的治理国家的主体，更不允许少数国家公职人员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因此，必须重视以法治“官”、以法治权，防止滥用权力现象的发生。全面实现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构建和谐社会要清醒认识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出现了多元的现象。在所有制结构上，出现了国有、集体、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营及外资等不同经济成份；在分配关系上，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被突破，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局面初步形成；在利益格局上，由于所有制结构、经济结构和分配关系的变化，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利益不平衡也更加复杂化；在利益主体上，伴随上述变化的产生，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阶级和阶层出现了分化，并且出现了私人企业主、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阶层分化是利益格局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利益走向多元化的集中体现。面对这些变化，必须在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同时，明确认识到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成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因而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应该把他们吸引到共同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来。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合理处理各阶层利益关系，使不同所有制、不同分配方式、不同部门行业地区、不同阶层间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劳动、知识、人才、创造都得到尊重和承认，使他们的一切合法劳动收入和合法非劳动收入都得到保护，从而促进“多元一体”格局的不断健全，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实现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还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在和平年代最重视经济发展，其次是社会问题，再次是环境生态。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加以化解，社会危机需付出巨大政治成本才能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发生，将变成难以逆转的灾难。因而加快落实科学发展观，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以绿色GDP核算体系考核国家的真实发展水平，对于和谐社会的建立至关重要。

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和协调自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因而对自然是一种恐惧和依赖的状况，处在崇拜自然的阶段。当人类历史进入16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征服自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问题，也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已经成为2l世纪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之一。就我国而言，破坏自然的现象令人吃惊，为有效遏制此类现象的继续漫延，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限制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否则，环境的过度污染将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危害人民

健康、损害中国产品的国际声誉。如不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能源、资源将难以为续，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我们将难以向人民交待、难以向子孙交待、难以向历史交待。“眼界原从经历来”。地球至今存在了46亿年，生命诞生于30亿年前，人类出现了约200万年，产业革命不到300年，人类还太年轻．经历还太浅，因此，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虽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过于张扬，要善待自然，以求得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永续发展。严酷的事实，迫使人类自己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作一次全面的反省：人类发展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界，才能维护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人类应当既注意代内需求，也应当关注代际公平，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求得“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和谐目标。

天人调谐，是我国自古以来研究天人之学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天人之学的精华，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都主张一种整体观的理论，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尊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客观规律，并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既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既不屈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人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而是自然的朋友，要参与大自然造化养育万物的活动。在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朴素整体观的同时，也明确承认人在世界中具有重要的和谐地位。人类和万物一样，是地自然而然的产物，人类社会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人具有重要的地位，“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这万物之中，只有人，才可与天地相提并论，合称“三材”。天、地、人作为各自独立的形态虽或有别，但作为一个宇宙生命的整体，合德并进，圆融无间，才是天人调谐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典籍指出，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人之道。天地之道，即指自然界阴阳刚柔的变化法则、规律。人道指的是道德准则和治国原则。人道应当效法天道，也就是说，人要服从普遍规律，通过认识和效法天道，就可以从中汲取教益，引伸出人事所遵循的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调谐，反对泯灭人的天赋特殊性，反对返回原始状态来追求天人调谐，强调人的特殊性与能动性，重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要善用自然规律为自身服务，同时，要克尽人类对天地万物“参赞化育”的责任。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指出人类要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指出人类要具有居下负载万物的品格，醇厚品德，承担重任。“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迁善改过。关键是有知过之心，能深刻反省，知道反悔。《周易》一书出现过33次“悔”字，强调只要知道反悔，迁善改过，就可以“无咎(灾害)”或“无大咎”。

天人调谐思想是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模式，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相统一，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特殊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调谐关系上，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兼有刚柔两重禀性。阳刚之性要求人“自强不息”，即发挥主动的创造精神；阴柔之性则要求人“厚德载物”，即以宽大的胸怀接纳万物。在对自然的实践中，“自强不息”就是要积极地参加自然的演进；而“厚德载物”则是要求在人类活动不超出自然的限度，如此，才能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境界，这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最高目标的道德规范。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其内涵十分丰富，充满了大智大慧的深刻哲理。“和而不同”的“和”，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提倡宽厚之德，发扬包容万物，兼收并蓄，淳厚中和的“厚德载物”的博大精神。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和”能产生新事物，五声和，则可听；五色和，则成文；五味和，则可食，推及施政，则必须协调各种利益，综合不同意见，化解复杂矛盾。“和而不同”，则和实生物。如果只是相同的事物叠加起来．不可能产生新事物，就不可能生机勃勃，而出现“同则不继”的现象。

将“和谐”用于人际关系，“宽则得众”，以宽和的态度待人，就会取得众人的信任。“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将“和谐”用于政治，则能“政通人和”，促进历史发展，文化繁荣。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光辉时代，是和当时的“和谐”的文化政策和“养士”政策密切相关的。“和谐”能促进新事物、新思想的产生，能出现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局面。反之，只能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

将“和谐”用于经济，则能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我国许多朝代的开初，为了给人民一个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机会，都实行一段休养生息的政策。这种“和谐”政策，确实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过良好的作用。

将“和谐”用于外交，则“协和万邦”，既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又不向外扩张；既不侵犯别国，也绝不允许别国侵犯。这是中国爱好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优良传统。

将“和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类发展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界，与自然界保持和谐，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才能既满足代内需求，又实现代际公平，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和谐”理论是十分深刻的。它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适度、适时、适当的和谐状态的深刻哲理，为中华民族带来了稳定和祥和。

中国传统天人调谐思想是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矛盾重要的价值标尺，深厚的理论和资源。宋代学者张载有著名的“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仁者气象”和“天地情怀”。今天我们继承中国古哲先贤所倡导，近代以来被否定、被抛弃的天人调谐思想，立足当代

世界科学文化发展水平，进一步发展、深化天人调谐思想，使之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就是要通过发扬光大天人调谐思想，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最终使人类永久性摆脱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发展危机、生存危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3 科学发展观与统筹兼顾

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而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多年的发展实践中，人类对发展观的认识越来越深化。

20世纪50年代，以刘易斯为主的美国经济学家将发展完全等同于经济增长，结果实践中有些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甚至是“负发展”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末，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增长不等于发展长，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社会改革的有机结合。70年代，联合国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逐渐得到了认可。80年代，联合国推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整

体的、内生的、综合的”新发展观，强调“人本”重于“物本”，着重人的发展，联合国为此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个指数超越了经济方面，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力图沟通、平衡与和谐。把人均寿命指标、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和人均收入指标列为综合发展指数，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和谐的综合反映。

中国共产党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指导下，通过对现代化实践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集中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才能发展和怎样判断发展的标准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观。进入21世纪，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发展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不仅国人关心而且世界瞩目。中国的发展在为世界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的发展实践也在为发展理论的发展添加着宝贵的思想财富。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25年的经验，全面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和改革观，提出了“五个统筹”，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紧密结合、相互统一的战略思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前，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必须摈弃传统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

式的影响，坚持“五个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中国农民为中国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却愈来愈被排挤在现代化成果之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1．8：1，扩大到90年代的2．5：1，2003年更达到3．2：1。我国1988年的基尼系数为0．34，1995年为0．39，2003年为0．45，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收入差距警戒线。中国已变成“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农民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成为二元结构的牺牲者。我们渴望通过城市化解决二元结构问题，但城市规模的扩大。房地产的快速开发，带来的却是强制性征地、克扣法定补偿和推委就业安置。失地农民不仅没有现代化，反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潜伏下更大的社会危机。拿环境来说，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中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通过截污城区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区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面源污染。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坚持城乡统筹发展，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建设，重点

发展壮大中心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适度发展小城镇，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依托交通干线，发展城市带。

统筹区域发展：不发达地区在竞争中日益落后，中国的区域差距日趋扩大，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统一和谐。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 ，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却相应下降。从人均GDP来看，1980到2003年，西部与东部由1：1．92扩大到1：2．59，中部和东部由1：1．53到1：2．03。环境也是如此。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长期以来开发森林和矿产，破坏了生态环境。近年来

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发达地区。环保上的区域不公平是明显的，“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得到落实。为此，必须继续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同时要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促进中部隆起，也要在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上下功夫，要继续关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东北老工业基地和武汉经济区等五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亮点。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把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兼顾并重，使之共同发展。通过农产品的剪刀差和工人的低工资积累起巨大的国有资产，已通过各种途径流失，形成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两极分化。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也很大，在城市中，10％ 的最高收入户与10％ 最低收入户的差距由1998年的3．09倍扩大到2000年的5．02倍；在农村，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差距由1998年的4．8倍扩大到2000年的6．5倍。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和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因此，要关心公共管理、关心社会保障、关心教育文化。就是要注意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要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问题。为此，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不仅能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还能为生态脆弱地区解决就业问题。在传统发展模式下，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就业的减少。而循环经济由于生产链条的延长和废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的发展，反而扩大了社会就业。同时，要重视开发新能源。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为主，众多人口每天呼吸不到清洁空气，企业的利润以人民的健康为代价。新能源将从根本解决这一问题。世界新能源年增长速度已超过30％ ，中国人口太多，资源太缺，生态太弱，必须舍得花费最大成本去投资新能源的开发，并利用价格、税收、财政等政策激励新能源的发展，使我国能源结构得以调整和改善。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是中国百年来正反经验的高度总结，是近年来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充分肯定，也非常重要。

“统筹”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思路，也充分体现了和谐之意。实际上，统筹就是兼顾，兼顾就是和谐。

和谐，既是古老的社会理想，也是我们的现实选择。和谐，将为未来的人类开辟更加广阔的天地，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谐作为一种理念创新，应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信息采集：朱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