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劳动力流动，网络外部性，中国

1、简介

近年来，中国积极鼓励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入。这一政策如果对国内公司产生积极的溢出则是合理的。直到今天，有关FDI溢出的经验主义文献就FDI是否对国内公司产生溢出效应还未达成共识。在本论文中，我们研究了中国的FDI溢出效应以及这些溢出发生的机制。因为我们的结论要推广应用到其他国家的范围，它们协调了其他研究中发现的冲突性证据。

我们特别使用了世界银行调查中的公司级数据，并得到以下结论：

1. 我们说明了FDI对不同的公司产生不同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国内具备高吸收力的公司（初始全要素生产力相对更高）经历了积极的溢出，而那些初始生产力较低的公司经历了消极的溢出。

2. 我们详细探究了FDI对国内具备更高初始生产力的公司发挥积极溢出的两种机制：劳动力流动渠道和网络效应渠道。特别是，能够聘用到来自外国公司的管理者和工程师的公司的生产力更高。这就是劳动力流动为FDI溢出提供了一个渠道的支持证据。另外，在其城市和产业有更多FDI存在时，聘用更年轻和更有技能的劳动力的公司往往生产力更高。这与如下论点相一致，即员工（特别是管理者和工程师这样的高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学习和交流是FDI溢出的一个机制——一个我们下文称为网络外部性的机制。

我们的论文以多种方式对有关FDI的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我们对中国FDI的效果进行了详细研究，中国因创纪录的经济增长和FDI涌入而引起了研究领域和媒体的关注。虽然一些研究对于FDI在转型经济中的溢出效应通常做出了积极的评价，我们所知的对中国FDI溢出的其他唯一研究来自Tong和Hu (2003)。[1]他们提供证据，说明国内公司的生产力受益于位于同一省的外国公司，但并不受益于同一行业的外国公司。然而，因为Tong和Hu (2003)并没有控制地区和行业的固定效应，所以难以知晓是否这些结论受到Aitken和Harrison (1999)强调的选定问题的影响。[2]的确，我们发现在不控制城市和行业固定效应时，FDI的存在有积极的效应。但是一旦包括这些固定效应，FDI的存在就不再对国内公司的生产力产生积极的效应。因此，我们的结论与Aitken和Harrison (1999)的评述是一致的。

我们进一步指出，溢出效应在基础定义上的缺乏源于FDI对国内不同生产力公司产生的不同效应。因此，我们的第二个贡献就是探讨技术差距如何影响FDI溢出。Blomström、Globerman 和Kokko (1999) 提出，国内公司的技术能力增加了积极溢出的可能性，因此国外公司和本地公司之间更小的技术差距导致了更大的溢出。与之相比，Wang和Blomstrom (1992)开发的理论模型预测，国外公司和国内公司之间更大的技术差距导致更大的溢出。我们的样本中来自中国公司的证据似乎支持Blomström、Globerman 和Kokko (1999)的技术论点。Kokko、 Tanzini和 Zejan (1996)使用乌拉圭制造业的数据发现了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同时Girma、 Greenaway和Wakelin (2001)在英国的案例中发现初始生产力差距较小的国内公司从FDI溢出中受益更多。

我们的第三个贡献是分析FDI溢出发生的特定机制。在理论文献中已经概述了几种渠道，包括示范渠道、竞争渠道、向前和向后的链接、劳动力流动渠道。[3]虽然理论观点是丰富的，但支持这些论点的经验证据却是有限的。使用来自中国的数据，我们为FDI溢出发生的两种特定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们首先把焦点集中在劳动力流动机制，技能人员从外国公司向国内公司的流动有助于转移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Djankov和Hoekman (2000)以及Görg和Strobl (2005)分别介绍了捷克和加纳证明劳动力流动效应存在的证据。对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们也发现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渠道促进FDI溢出的经验证据。

另外，我们提出了一个技能和知识从国外公司向国内公司转移的更微妙的机制，我们称之为网络外部性渠道。通过与工作在国外公司的人密切接触（例如参加同样的产品展览、会议等等），在国内公司工作的高技能员工可以接触到国外公司采用的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实践，然后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公司中。据我们所知，我们最先提供了FDI溢出的网络外部性渠道证据。

此外，我们已经证明的特定FDI溢出机制的重要性有助于协调来自不同国家看似矛盾的结论。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往往发现FDI的消极溢出或没有FDI溢出。[4]另一方面，对发达国家新的研究证明了甚至在控制了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之后而产生的积极生产力溢出。[5]本文所介绍的这两种机制显示出劳动力市场机构对于促进FDI溢出的核心作用。就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而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和劳动法规比发达世界更受限制，因此我们更倾向于观察发达国家的积极FDI溢出。

我们在第2部分中继续描述我们的数据和经验主义方法。在第3部分中我们比较国内和外国公司的生产力，并分析国内公司之间生产力的不同。在第4部分提出我们对外国公司存在的溢出效应的结论，并讨论这些溢出发生的机制。第5部分是结论。

2、经验主义方法和数据

2.1 经验主义方法

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国外公司的出现对于同一城市－行业的国内公司的全要素生产力产生的效应。因此，我们主要分析的样本限于国内公司，且不受自变量内生问题的影响，自变量内生问题的发生是在比较外国公司和国内公司时，外国人可能选择业绩好的公司作为投资重点。因此我们主要的回归定义是：

Y_jic = а_i + а_c + β₁L_jic +β₂K_jic +β₃FDI_ic + τZ_jic + ε_jic, (1)

其中а_i 和а_c 是行业和城市固定效应，Y_jic是公司j在I行业和城市c经营的增值对数, L_jic 是公司劳动力投入的对数， K_jic 是资本投入对数 ，FDI_ic 是衡量在国内公司所属的城市－行业单元中存在的外国公司，Z_jic是一套捕获其他公司特征的变量，ε_jic 是随机误差。

系数β₃衡量外国公司的存在对一般国内公司的全要素生产力（此后称为TFP）的溢出效应。通过对上述定义附加其他项，我们将研究外国公司的存在对不同特征的国内公司产生的溢出效应。另外，我们将调查这些溢出发生的机制。

为了确保我们的发现不受有影响的观察资料的引导，我们在本论文中使用稳健回归（robust regression）。[6]除非另行声明，我们还在估算中包含了城市和行业固定效应。

2.2 数据

我们使用2001年世界银行开展的《竞争力、技术和公司关系研究》的数据。这项调查由两份文卷组成，一份由公司的主要生产设施的高级经理填写，另一份由公司的会计师或人事经理填写。调查的方法是分层随机抽样，分层基于以下行业：会计和相关服务、广告和营销、服装和皮革商品、商业物流服务、通讯服务、消费产品、电子设备及元件、IT、汽车部件。对300家公司的分层随机抽样来自以下五座中国城市：北京、成都、广州、上海和天津，样本总规模是1500。表1给出了调查中包含的公司所在的城市和行业分布。图1是调查涉及的城市和在中国的方位。[7]

 

 

 

 

此次调查收集了公司及其经营环境的详细信息。公司被要求提供截至2000年的信息，但对于许多会计计量而言，前三年的信息也收集到了。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了调查的一小部分，它给出了公司的投入、产出和国外所有权的信息。特别是我们使用了调查中包含的以下变量，以及所有截至2000年的数值，除非另外指明：

销售额 公司的全部销售额(2000年，人民币)。

期末产品存货 公司产出的存货(2000年，人民币)。

劳动力投入 公司的员工数量，总数和员工分类合计：生产工人、工程人员和管理人员。

资本投入 固定资产的价值(2000年，人民币)。

公司年限 公司在2000年的经营年限。

教育 公司员工的平均教育水平(在校年限)，总数和员工分类合计：生产工人、工程人员和管理人员。

年龄 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总数和员工分类合计：生产工人、工程人员和管理人员。

外国公司经验 有外国公司工作经验的员工比例，按员工分类合计：生产工人、工程人员和管理人员。

行业 公司所在的行业部门。

城市 公司所在的城市。

外国 一个二元变量，指示公司在2000年是否有外国合作伙伴。

最大的外国合作伙伴份额 公司最大的外国合作伙伴占所有权的份额，包括FDI和投资分享。

另外，我们定义和建立了分析中使用的以下变量：

FDI存在（FDI presence） 最大的外国合作伙伴在国内公司所在的同一城市－行业单元所占的平均份额，按公司员工数量加权。表3给出了按城市和行业部门的外资平均份额。

公司规模 公司销售额相对于同一行业公司平均销售额的比例。由于有许多非常大的公司，我们使用这一量度的自然对数。

增值 公司的销售额按照期末产品存货调整(2000年，人民币)，使用对数形式。

员工技能水平 管理者和工程师的总数与生产工人数量的比例，使用对数形式。

国外公司经验(有技能) 曾为国外公司工作过的工程师和管理者比例。

3、国内和国外公司的生产力

在本论文中，我们将有外国合作伙伴的公司称为“外国”或“外资”公司，对于没有国外合作伙伴的公司称为国内公司。在调查的1500家公司中，在2000年有382家是国外公司。表1给出了每个城市和行业的国外公司和国内公司数量。

3.1 外资公司生产力更高

我们开始描述国内公司和外国公司的差别。表2给出了回归中变量的汇总统计，括号中的数字分别是外国公司或国内公司的数量和资产调查的t统计量。使用我们的公司级数据，我们提供了外国公司比中国国内公司生产力高的支持证据。这种生产力的差别与FDI具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实践的论点是一致的。反之，这些优势的密切关系对毗邻外国公司（地理上或技术方面）的国内公司的生产力带来了积极的效应。[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