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从外国公司流动到国内公司之外，一个更微妙的机制可能也在发挥作用。在国外公司工作的员工获得的技能和知识能以一种更间接的方式在同一行业和地方传播。通过密切接触在外国公司工作的人员（如参加同样的产品展示，会议等等），在国内公司工作的员工可以接触到外国公司采用的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实践，然后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公司中。换言之，通过同一城市和同一行业的员工之间的社会交往，在外国公司和国内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网络外部性。

这种机制带来了令人感兴趣的含意，可以通过经验方法检验。首先，因为外国公司拥有的先进技术体现在所雇佣的技能劳动力上，而技能劳动力往往与其他技能劳动力保持联系，雇佣更高技能员工的国内公司更有可能通过网络外部性受益于积极的FDI溢出。[15]此外，因为更年轻的雇员更容易学习新知识、培养新技能，雇佣更年轻雇员的国内公司通过网络外部性渠道享受积极FDI溢出的可能性更大。

因而我们研究这些附加因素如何影响FDI对公司生产力的溢出：员工的技能水平和平均年龄，其中员工的技能水平以管理和技术人员对其他雇员的比例来衡量（用对数）。我们特别在回归中包括了FDI存在和员工技能水平之间的相互作用项以及FDI存在和员工平均年龄之间的相互作用项。

表5中的第（2）栏给出了以下结论：更高技能水平的雇员能增加增值，这与预期是一致的。另外，正如技能水平和FID存在的相互作用项所显示出的显著、积极的系数，更高的技能水平增加了FDI对公司生产力的溢出效应。实际上，员工技能比例大于1.5的公司享受FDI存在的积极溢出效应，而那些员工技能比例低于1.5的公司受到消极FDI溢出的影响。[16]同样，第（3）栏显示员工的平均年龄在与FDI存在相互作用时，对于增值有显著消极的影响：公司的工人越年轻，更有可能受益于FDI溢出效应。特别地，仅对于员工平均年龄低于33岁的公司，FDI的全部效应是积极的，而对于员工平均年龄高于33岁的公司则是消极的。

技能因素和年龄因素都被证实能通过网络外部性对可能溢出产生影响，更高技能和更年轻的雇员更有可能认识同一城市和行业的外国公司雇员，尤其是那些具备更先进技术和管理实践的高技能外国公司雇员，并向他们学习。

表5中的第（4）栏通过合并迄今为止增加到方程1中的所有变量，检验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以上讨论的所有结论都有效。因此，劳动力流动和员工网络外部性都显示出在促进FDI的积极溢出方面的独立作用。[17]

在包括附加项之后，FDI存在和公司的吸收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项就失去了其显著的效应。似乎上述讨论过的机制，劳动力流动效应和员工外部性效应，是不同吸收能力的公司接受不同FDI影响的渠道。[18]

的确，具备更高吸收能力的公司倾向于雇佣更年轻和技能更高的工人。[19]因此解释为何具有更高初始TFP的公司从FDI存在中受益更多的一种方式是，这些公司能够雇佣到更善于学习的员工，他们通过与外国公司员工的紧密联系从外国公司转移知识和技术。

这种机制还在解释为何吸收能力最低的国内公司受到FDI存在的消极溢出影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国公司在一个行业－城市单元的所有权比例与员工的平均教育和技能水平是负显著相关，但与在同一单元的国内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是正相关（参见脚注12）。这意味着相比国内公司，外国公司雇佣“更好”的工人，因此造成国内公司生产力更低。相关结论显示尽管这些效应影响到所有国内公司，但初始TFP更低的国内公司尤其敏感。[20]更严重的“偷窃”效应，因为缺乏积极的员工网络外部性而加剧（因为缺乏年轻和高技能的劳动力），因此造成具有较低初始生产力的国内公司的生产力更低。

总之，我们已经识别出两种FDI影响国内公司生产力的明显渠道。首先，管理和技术人员从外国公司流动到国内公司提高了国内公司的生产力，因此促进了积极的FDI溢出。其次，具有更年轻和更有技能的劳动力的国内公司从FDI存在中受益更多。我们认为这与网络外部性的说法是一致的，即国内公司的员工与位于同一行业和地区的外国公司员工接触，并向其学习。

4.3 稳健检验

我们执行了以下的稳健检验。结论并没有报告，如果有要求，可以从作者处得到。

为了看看我们的结论是否由生产函数的定义所驱动，我们用劳动生产力而不是增值作为独立变量，并将资本强度而不是资本投入列入解释性变量估算了所有回归。这个定义有独立于公司规模的优势，但它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强加了更具限制性的关系。用这种备选方法，我们所有的结论保持了在质量和数量上的有效。

既然TFP在我们的分析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使用TFP的备选定义（如前述的TFP2和TFP3）重新定义了吸收能力。我们发现我们的结论对这种改变并不敏感。

我们使用FDI存在的备选定义：使用外国公司所占份额的合计，而不是使用最大的外国合作伙伴的份额来构建量度标准。因为外国公司所占份额合计的一部分可能是组合投资，它并不像最大的外国合作伙伴份额那样适合作为FDI的测量方法。然而，这两个测量方法是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是0.77），产生的结论与我们从最初测量获得的结论非常相似。

为了确保我们的结论不仅由一个城市所引导，我们每次都重新估计了落在一个城市的所有回归。我们发现在所有情况下，系数都在同一置信区间，因此我们的结论仍然保持了质量和数量上的有效。

5、结论

利用世界银行调查的公司级数据，我们研究了FDI对中国国内公司的影响，并获得以下结论：(i) 在考虑员工年龄和教育时，FDI对国内公司有积极的溢出效应，但是一旦控制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就消失了；(ii) 尽管一家一般水平的国内公司并没有体验到积极的FDI溢出效应，但具有较高初始生产力的国内公司享受到积极的溢出，而那些初始生产力较低的国内公司受到消极的溢出影响；(iii) 发现促进FDI溢出的两种机制：管理者和工程师从外国公司流动到国内公司，加强了国内公司的生产力，且更年轻、技能更高的工人提高了FDI的溢出效应；(iv) 上述两种机制说明了FDI溢出在具备不同初始生产力的国内公司间的效应差别：具备较高初始生产力的国内公司倾向于聘用更年轻和技能更高的工人，从而帮助促进技术转移和FDI溢出。

我们对中国积极FDI溢出特定机制的发现与外国直接投资胜于外国组合投资的观点是一致的，一致性在于它们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没有被经济体中的任何机构内在化。因此，它们为政府鼓励FDI政策提供了合理性，此政策已被许多国家采用。

此外，我们的结论有助于协调以前研究中对于FDI溢出看似矛盾的结论。促进中国FDI溢出效应的两种机制不仅需要一个合理有效的、人员流动不受限制的劳动市场，而且需要人力资本的积累得到回报。就新兴经济体中的劳动市场机构对劳动力流动和工资强加更多的限制来说，正如前面研究所论证的那样，在发展中国家没有FDI溢出效应或存在消极的FDI溢出效应，而在发达国家却存在积极的溢出效应，并不令人惊讶。

最后，我们的结论中强调了劳动市场因素在影响FDI溢出方面的重要性，这也有助于指明政府应该制定哪些合适的FDI政策。为了充分受益于没有被经济体中任何机构占有的积极的FDI溢出，国家应该实施帮助提高这种溢出的政策，以及旨在吸引FDI的政策。本文的结论暗示，劳动力流动不受限制的有效劳动市场和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充分激励对于外国公司向国内公司进行技术和管理知识转移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旨在建立有效劳动市场机构的政策和改革措施将带来提高FID溢出的额外利益。

（本文的观点仅由作者负责，不应被视为反映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或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的观点。本文的撰写由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经济研究部下的太平洋研究中心赞助。）